一夜之间，看似稳定的荆州南部，也就是黑翼教的主要活动区域，星火燎原一般，多地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。
这些群体性事件虽然说动静不小，还多点开花，根据第一时间反馈上来的案例看，比较lo，大多是小偷小摸、奸淫掳掠，以及撞上枪口的贩毒事件，虽然闹出了不少人命，但是，考虑到多为犯罪嫌疑人拒捕后发生，也不算过分。
嫌疑人的身份还在调查当中，不过王迪能猜的出来，必然是黑翼教成员，同一时间的“多点开花”，也只有黑翼教才能组织的出来。
之所以面对这种突发事件表现的依旧很淡定，是因为黑翼教的行为，都在王迪的预判之中。
古今中外，两个时空，类似于黑翼教这种组织，最后走上怎样一条道路，王迪是心知肚明的，虽说扼杀在摇篮中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但是，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局面，不允许王迪再开辟一条战线，而且，发现的太晚，那个时候的黑翼教，已经不是摇篮中的状态了，所以，才会想出引导其与山越人火并的招数。
此外，虽然采取的是怀柔和隐忍不发的政策，但对于荆州境内数量庞大且居住分散的黑翼教，王迪也没有完全放松警惕，调动了不少人力暗中监视，同时有意识的将其活动范围进行压制引导，逼着黑翼教要想渗透扩散的话，只能往交州和扬州方向努力，当然，要是能滚回益州是最好不过的了。
所以，当这回两三千的便当男们扮演了炮灰的角色后，王迪没有意外，虽然说因为目标太小太分散没有第一时间防住，但这支针对黑翼教的快速反应部队补救措施做的不错，很快将其遏制住。
真是奇怪，这么折腾一下有什么意义吗？随着信息不断收集整理上来，王迪不禁陷入了疑惑之中。
2300多人参与了这一波行动，遍布了十几个县，没有核心城市受到波及，看来就是要避开主力不想把事情闹大？那这个操作也没有意义啊。
“暴动”中只抓到了500多活口，还大多受伤，已知身份都是黑翼教的边缘人物和新发展成员，倒不是说真的都是什么死硬份子，里面有几个软骨头实在是扛不住了，但也没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，就是说受他人指使，那人身份如何目的何在就一问三不知了。
……这样闹腾一下没什么意义，动机不明确，目标很模糊，杀伤力也有限，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捣鼓出这样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无疑是很蹊跷很不合情理的，黑翼教再没有脑子也不会这样去做，所以……王迪断定，这，只是第一步动作，是个障眼法，目的就是在于迷惑自己，把注意力放在这帮杂碎身上，从而忽略黑翼教的下一步动作，也许，那才是致命的。
连续换了几个思路后，王迪认定了这个可能，于是，依样画葫芦，抽调出一部分人假装继续对这些恶性事件高度重视，其实，暗中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黑翼教的身上。
毕竟是在自己的主场，只要各部门打起精神来，黑翼教，翻不出什么浪花的，说不得，还可以趁此名正言顺的将其铲除呢。
……
王迪，可以说是猜对了绝大部分，这次事件，就是障眼法，这帮人，就是炮灰，从他们的身上挖掘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，而黑翼教，在范贲的谋划下，接下来是真的有行动。
但是，一直走狗屎运的王迪，终于在两个细节处犯下了错误，很关键的错误。
第一个细节错误，就是方向。
第二波行动的发起，不是来自于黑翼教内部，而是在外部，在民间，是那些看上去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作死违逆王迪的“良民”商人。
第二个细节错误，就是行为方式。
在王迪看来，第一波动作都是这样了，接下来，必将是更加猛烈的暴风雨，一场血腥镇压在所难免，但没想到居然是……抗议和游行。
第一个猜错了，就当是人心隔肚皮，王迪认栽，但是，第二个就真的是感到万分意外了。
难道这年头还流行这个？
在王迪的印象里，我们的老百姓，要么是以超强的忍耐力承受着领导的剥削和压榨，要么是忍无可忍直接揭竿而起，推翻他丫的，最次也应该是国人暴动驱逐周厉王那种程度，总之，应该在两个极端跳跃，而不会有这样“温顺”的行为，更不会为了和自己不相干的人或事振臂一呼浪费精力（就像抵制x货的爱国行为一般都是表现为自己没有x货或者砸别人x货），不多的记忆和了解，明朝成华年间，一批没能入宫，正式走上就业岗位的“准太监”。人数多达四千人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？原来，当时很多人为了有碗饭吃、谋个前程，都想进宫当太监。当时太监差事不错，工作稳定不说，陪伴大领导，提拔机会也多，所以滋生了一个行业——“场子”，就是太监培训班。想当太监，先交笔培训费，第一课是做手术，接下来是培训宫廷礼仪，培训完了直接送到宫里当太监。可缺德的地方在于，为了牟利，招收的太监超过政府编制名额。多出来的就惨了，毕业即失业，没办法，市场需求就那么大，人才过剩，可是，想做回正常人又不可能了，于是，这些上当受骗的“太监”未经领导许可，聚集起来绕着紫禁城喊口号——“我要生存！我要工作！把饭碗还给我！”明宪宗一怒之下，把这几千个失业太监打得鬼哭狼嚎，一哄而散。
因为这件事比较逗比，所以，难得的被记忆力较差的王迪记住了，到现在都没忘记，这一次，面对新情况，又特意咨询了一些专家，才知道自己还真是孤陋寡闻了，永兴元年，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宦官势力被治罪，罚往左校服劳役。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，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，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，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，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。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。
再有就是在桓帝延熹五年，一向对外号称“恶绝宦官，不与交通”的议郎皇甫规，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，受到诬陷，也以严刑治罪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十分不爽，又发起集会，“诣阙讼之”，使皇甫规得到赦免。
既然有先例可循，王迪也就不那么心虚了（否则以为是和自己一样穿越的人在背后搞鬼），着手准备解决问题。
首先，弄清楚这帮商人的“诉求”；
其次，分析两次事件之间，究竟有何必然联系；
第三，表面上和商人们虚以委蛇，暗中派人调查清楚其幕后元凶是谁。
鉴于这帮人的手段很“温和”，在有与敌人勾结或者被人操控跳反的确凿证据到手之前，王迪特意命令，不能采取过激手段，哪怕是再度出现暴力拒捕的行为也以留下活口为先，闹出人命的话将采取手段追责调查。
之所以这么“怂”，不惜给部下套上枷锁增加办案和控场难度，倒不是真的爱惜民力，而是王迪怀疑，基层组织是不是遭遇了黑翼教的反向渗透，万一有人借机搞出人命激化矛盾，落下口实，反而不妙——之所以会这样想，也是前段时间大量直接毙杀犯罪嫌疑人带给他的“启发”，不得不小心为妙。
果然，这些散布在多地的游行商人，仿佛是商量好了一般，诉求高度一致自身的合法权益、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，“不得不”采取这种方式，希望政府给一个承诺答复。
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？
呵呵。